当然，如同真理可以分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一样，人们对正义的认识也会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所谓正义，也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被认为是公平和公正的结果。

由于女性工作机会增多，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使她们生育更为理性（妇女生育率与她们的就业程度、特别是收入高低大致成反比）。事实上，当我访谈农村基层法院法官时，所有的法官都告诉我们，一旦夫妻到了上法庭要求离婚的地步，判断感情是否破裂其实不难，如果仅仅依据感情破裂，判决很容易。

此外，以这种生物关系分配养育责任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中国目前城市地区的妇女独立程度，在我看来，是中国过去30年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福利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制度总是要求能够精细操作，而不能用诸如夫妻有相互忠诚的义务这样的很难操作或操作起来容易出纰漏的道德话语构建一些应然要求。由于价值是主观的，效用要以个人偏好来衡量。首先当然是娘胎里的养育。

我不敢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这种福利会消失。三 但是，恰恰从这里开始，我们也看到了制度化的婚姻与性爱分离的基点。它有意识地把儒家学说构成一家独尊的统治意识形态，乃至于将其宗教化，当然也不符现实需要。

这个差别在今天仍然可以清楚地见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由于WJP倾向于把中国的非正式正义等同于西方自身的ADR，所以一直没有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的调解体系。再则是过度形式化而无顾实质的问题。笔者青年时曾在台湾师从经学家爱新觉罗·毓鋆（俗姓刘，康有为的第三代天游辈弟子，后来在台湾的经学界中影响颇大），对刘毓鋆老师讲授的这些（公羊）家法至今记忆犹新。

对待物质世界，我们可以追求普适的、可确定的、绝对的规律，一如牛顿时代的物理学那样。说明长期以来实用道德主义在中国古今正义体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同时，中国的法律体系也重视实用，在婚姻法、继承法和侵权法等立法实例中尤其显著。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探索了道德理念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直接挑战韦伯（以及美国兰德尔古典正统）所强调的现代法律必须是去道德化的形式理性法律的观点。《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重要文件》，1953，北京：人民出版社。但是，由于西方大多缺乏像中国长期以来农村紧密人际关系的社区和在其中生成的调解体系，WJP一直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国的非正式调解制度。

如此的思路和其从阴阳学纳入的宇宙观是一致的，认识到阴与阳的有机结合，好比法家与儒家的结合，要比任何单一方更全面、更可持续，尽可能使偏重刑罚的（正式正义的）法家法律体系为辅，儒家的德治、仁政为主。（黄宗智，2014增订版）这是本文和新书《中国的法律体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出发点（新书因此也可以视作笔者关于法律体系研究的第四卷）。我们需要的是，一方面借助儒家思想中至能适应现代需要的传统，来对中华文明的实质理性正义传统进行溯本求源的梳理，另一方面同样借助西方一些至具洞察力的非主流传统，如法律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实质主义来对其主流形式理性法律传统进行去劣存优的梳理。那样的现象与跨国公司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直接影响到法律体系整体的威信和效率。

也就是说，兼具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视野的学术研究和立法方向。此外，还有由行政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分别发布的半正式、半法律的行政条例规定补充规定通知意见等。

二是在道德理念层面上，倡议结合中国的家庭主义道德理念和 西方的个人主义法理，考虑到现今社会的实际需要与具体问题，可以在不同的实际情况下，适用或结合不同法理的方案。笔者深信，来自那样的探索而形成的正义体系，才可能成为一个可供万世之用的新型中华法系。

此外，笔者特别聚焦于2006年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失败实例，其基本出发点是试图模仿高度企业化的美国农业，完全无视中国农村社区以及其仍然主要是小农经济（而不是企业化农业）的基本实际。到了近现代，今文经学派的这些思路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得到至为系统的表达。同时，笔者提倡，需要更为明确地区分不同道德理念的不同适用程度，如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黄金规则，和有限度的只适用于农村或个别地方的道德理念或惯习，以及不符合如此准则的恶法。在我看来，正是这些基本点，而不仅是瞿同祖先生所强调的把法家法律等级化（即在其适用中加上儒家的尊卑之分），才是法律的儒家化的至为重要的内容。譬如，规定在有对错的事实情况中，适用明判是非的形式主义体系，而在没有过错的争执中，则更适用实质主义法律。以美国法律为例，其长期以来的形式主义的古典正统只能代表其法律整体的一个方面。

它不仅可以见于古代的法律体系，也可以见于现代以及当代的法律体系。兼顾双方，追求其最优配合乃至超越两者，既是学术认知也是正义体系制定的明智选择。

四、一个新型的万世之法 中国今天面对的问题使我们联想到秦汉一统之后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继受春秋战国百家中任何一国或一家的理论，而是在新时代中，如何建立新的、长期可持续的万世之法的问题，尤其不是在法家或儒家的二元对立之中简单选一的问题，而是要探寻超越两者的综合。*本文是作者新书《中国的法律体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北京：法律出版社）导论的改写和其编后语，在此与该书同时出版。

回顾汉代前期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具有特别启发的思想是当时的儒家思想，特别是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思想中的洞见。但人间社会和历史既有规律也有偶然，既有理性也有感情和非理性，既有普适的一面也有特殊的一面，不可简单以物理学早期（牛顿时代，区别于19、20世纪之交后的量子力学时代）的态度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

新作继而论析，中国正义体系中政与法之间的关联。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这样的理念有极其重要的启示。阴者，天之刑也的思路 （Chü ，1965：271。Legge， James，1877-1878，Imperial Confucianism， The China Review， 1877， No. 3， pp. 147-158， 1878， No. 4， pp. 223-235， 1878， No. 5， pp. 299-310， 1878， No. 6， pp. 363-374. 萧公权，1982，《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今天回顾，其核心在其崇高的、带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念仁与德——也是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法系的核心。所突出的是一个融合和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路。

董仲舒承继的是儒家一贯的仁政理念，譬如，声称天，仁也（转引自冯友兰，1993：528），提出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同上：519）的设想。这里还要说明，在儒学之中，董仲舒的帝国儒家主义思想和经学中的今文学派有一定的关联。

笔者在新书中举出产权法、继承法、婚姻法、侵权法等领域中的实例，进而说明其中的创新实例所展示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读《春秋》以《公羊传》（而不是《左传》）为主导，突出其所包含的微言大义，特别是对统治者的一字之褒，荣于华衮。

其实，瞿同祖在其论证法律的儒家化的过程中，虽然特别突出了源自儒家的尊卑等级之分，但在其著作的最后部分，也提到了董仲舒的阳者，天之德也。未来走向的关键，在于借助崇高的道德理念来区别过去的善与恶的实践。在今文学（亦可称公羊学）的家法中，一贯把孔子建构为有其德而无其位的素王。该文倡议，中国法律应走的道路乃是移植来的形式主义与本土的实用道德主义的长期并存，相互作用，并由此来建立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同时，笔者对优良实例中所展示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倡议结合道德理念，权利原则以及实用考虑三维。再则是过度法条主义化的问题。

笔者在纳入新书的文章中论证，中国现当代法律长期类似地在西方引进的法律和中国自身的传统，包括古代和革命传统，亦即组成今天的法律体系的三大传统之拉锯之下运作。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宇宙观则取自《易经》。

从历史、现实以及前瞻的视角来设想中国应该建立的正义体系，试图根据已经具有一定成功经验的具体实例来初步勾勒出一个未来的图景。实用理性与道德理念双维的结合，乃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法律体系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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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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